席玉聚：一个老会计的编年史

回顾席老的人生经历，像是观摩一位老会计在时代的洪流中书写自己的编年史。这本“人生历史书”的第一页，从一位河南学生跟随解放步伐辗转多地扎根广西开始说起。

2015年8月初，在广西财政厅会计处协助之下，中国会计视野网“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前往广西南宁，采访席玉聚老先生。1923年，席老出生于河南，从河南大学毕业后，跟随解放的步伐，辗转开封、武汉，最后扎根广西，长期从事会计教育工作，并从广西财经学校副校长任上退休。

当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席玉聚一再地叮嘱我们：“采访我的材料，随便你们怎么用，但如果要形成文字的话，我建议主题最好简单些，就写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会计的人生经历。”

虽然席老一直希望我们将他的经历尽量描写的平淡一点，但纵览其在过去92年间的人生履历，不难发现，这个“老会计”身上蕴藏着一种老一辈财务人特有的实干家气质。

他曾经在解放前国民政府开办的救济署里任职，也曾经在解放后以广西财政厅官员的身份参加了两届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他曾毫不留情地痛骂学生学艺不精，却又以非常的包容之心原谅了学生在文革中对他的迫害。在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是时代变迁在席玉聚身上留下的印迹。而回顾席老的人生经历，也正像是观摩一位老会计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书写自己的编年史。

漂泊在路上的求学路（1943—1947）

虽然自己的曾祖父依靠皮革和钱庄两门生意曾经一路打拼到整个汝州商业领袖的地位，但由于后曾祖母所生的三个儿子沾上了毒瘾而挥霍了绝大多数家产，等席玉聚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

不过，好在家里自曾祖父被授予“孝廉方正”之后便流传下来的注重子女教育的传统并没有丢，因此，席玉聚兄妹五人里面，除了席玉聚的三哥由于继承家业没有把书念完之外，其余四人均较为完整地完成了学业，而其中又以席玉聚的学历最高。

1943年，从当时河南省最好的中学——安阳中学毕业后，席玉聚考入河南大学。为日后便于就业，母亲叫他报考了经济系。时值抗日战事胶着之际，全校师生颠沛流离，从伏牛山脚到丹江口荆紫关镇，再西进至陕西。抗战胜利，河南大学才又搬回到开封。席玉聚的大学生涯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样的炮火与奔波中度过的。不过，虽然读大学的过程很辛苦，但席玉聚仍然在极其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努力地汲取知识。

曾经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的王牧罕是当时河南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现在回想起当时王牧罕执教的情形来，席玉聚依然记得非常清楚。“王牧罕是系主任，公务比较繁忙，一般的理论课就由他的助教来上了。那时候的大学，不管你上课不上课，从来不点名，但是王教授特别交代，每一堂课都要点名。我这个人胆小，所以从来没有缺席过，写作业也很认真，因此考试成绩很好。”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河南大学在战乱中流失了非常多的教师资源，但学校还是请到了冯友兰、姚雪垠、李约瑟等知名学者来校讲学，这让席玉聚在经济学、财政学、会计学、审计学等经济系的课程之外汲取了哲学、文学的涵养。就这样，1947年，席玉聚完成了名义上是四年，实际上却有一年半都奔波在路上的大学生涯。

在救济署初入职场（1947—1948）

1947年，席玉聚大学毕业以后的河南，大片土地都已经解放了，只是开封城还处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在那个战乱流离、人心惶惶的年代，即便是天之骄子的大学毕业生也难以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不过，正当席玉聚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发愁时，大学时的系主任王牧罕却帮助他在河南省救济署谋到了一份差事。当时救济署的署长和王牧罕是留美同窗，两人又都是河南的同乡，恰巧救济总署要结账，所以救济署的署长就要王牧罕介绍几个懂会计的学生。由于席玉聚的会计课成绩非常优秀，所以救济署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他，让他安排同学们的面试事宜。最后的结果不出所料，在被救济署录取的六个毕业生的名单里，席玉聚名列其中。

在成功进入救济署工作之后，席玉聚第一次亲身接触到政府机构的会计运作。

据席玉聚回忆，当时的救济署会计室分为三个股——一个是税基股，是编预算的；一个叫审计股，是做内审的；还有一个就是会计股。这三个股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原始凭证到会计室了以后，由审计股验证会计凭证的真实性，编写记账凭证。之后由会计股登账、结账。

“实际上，救济署的这个制度很简单，就是政府会计，没有成本、销售的概念，就是经费支出，再一个就是分支机构的报销、记账、往来账。”席玉聚回忆道，“不过，虽然账的结构很简单，但是我们这个会计主任的要求却非常严格。登账的时候如果字写得乱七八糟，出了差错，那他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批评当事人。”

说起这个会计室主任对工作的要求之严格，有一件事直到现在仍然让席玉聚记忆犹新。

当时，和席玉聚同时去救济署工作的人里，有两个复旦大学的毕业生，一个没有学过会计，另外一个则是经济系毕业，学过会计。但当月末主任检查工作时，发现那个学过会计的把非常简单的借贷方都记反了，反倒是那个没有学过会计的毕业生没有出错。主任大发雷霆，把账本摔到地上，怒骂道，“你没有头脑吗？什么大学毕业？吃的什么干饭啊？”，把那个出错的人骂得呆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从那时候，席玉聚就在心里有了这样的念头——学校一定要注意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作为学校，要么你就不培养，只要培养的话，最起码得让学生的实际操作过关。而这也成了他日后从事教学的指导思想。

除了在会计室，席玉聚还兼任黄泛区凿井队的会计，工作量非常大。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他基本上就是在救济署和凿井队两地奔波中度过的。

“上午在救济署登账，下午到凿井队处理账目，晚上再回到救济署会计室处理工作，经常晚上加班到11点。”虽然很苦，但席玉聚现在回忆起来却轻描淡写，“当时年轻力壮，吃点宵夜一晚上就熬过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948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救济署搬迁至上海，席玉聚第一份工作就这样结束了。不过好在当时黄泛区复兴局的机耕队长是席玉聚河南大学的校友，他邀请席玉聚去复兴局里面继续从事会计工作。不过，还没等席玉聚去复兴局任职，开封就解放了。

跟着革命的洪流，向南！向南！（1948—1953）

开封解放以后，城里到处是新政府吸收知识分子的公告。席玉聚有点动心，也想为新政府做些事情，但和当时很多人一样，心存疑虑，不敢贸然参加新政府的工作——那时候淮海战役刚刚开始，胜负未定。

这时，有个人从后面拍了一下席玉聚的肩头。席玉聚转身一看，居然是一位解放军，腿上打着绑腿，身上穿着灰军装。等他再仔细一看，才看清楚，这不是当时救济署农垦队的队长吗？原来，这是一名共产党地下党员，解放后才公开身份。这位农垦队长热情地拉他到冷饮店，坐在那里讲形势，动员他参加新政府的工作。看到席玉聚心里还有点犹豫，于是农垦队长说：“这样，给你三天时间回去考虑一下，想清楚了再来军管会找我。”

三天以后，在母亲的鼓励下，席玉聚来到军管会。在这位农垦队长的介绍下，席玉聚先是被分配到开封市人民政府建设科做科员，后来又被介绍到市政府办公室兼职做会计。这也使席玉聚有机会接触到新政府的会计制度。

“现在如果回想一下当时的开封市人民政府的会计制度的话，应该说当时是没有完整的会计制度的，只有一个简单的收支制度。”席玉聚回忆道。

出于好奇，席玉聚还问过市政府办公室的老会计关于解放区会计制度的问题。那个老会计告诉席玉聚，由于时常需要行军，解放区用的记账方法十分简单，就是“上收下支出”。后来，一位苏北根据地的会计同志进一步和席玉聚解释说，解放战争中的会计实际就是两个包袱，一个包袱装钱票、米票，另一个包袱装两本账——上收下支的流水账和分户的借款还款账。这样，等战斗一打响，两个包袱一扎就可以行军。

后来，为了更好地融入到革命建设中，席玉聚报名参加了中原大学的思想改造培训班。这个思想改造班主要以改造旧知识分子为主，当时一共招收了一百多人。当时的上课形式比较简单，教室就是一个小礼堂，一人一个小凳子，坐在里面上课。不过，虽然环境简陋，但是并没有影响席玉聚和其他知识分子对于新知识的渴望。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每个队里还专门配备了几个辅导员为他们做指导。

当时形势紧迫，南方大片新解放区急需青年干部，入学三个月后，学校就开始分配学生去各地任职了。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又是一百多个学生里面仅有的两名大学生之一，席玉聚毕业后就留在中原大学教研室工作。

五月初，解放军渡过长江，武汉解放。根据中南局的指示，中原大学南迁武汉。

10月，湖南和平解放，“两广”解放在即。这时，中南局要求中原大学抽调一部分力量到广西创办革命大学。席玉聚深受革命新气象的鼓舞，积极报名南下。1949年12月底，席玉聚一行到达桂林，在原德智中学的校园里，成立了广西人民革命大学，席玉聚任会计股长兼总务科副科长。

当时，全国各大院校的教学方向普遍由政治思想教育转向专业教育。广西人民革命大学抽调江毅、席玉聚和其他几位骨干去人民大学、河南大学等院校去“取经”，学习办专业学院所需的机构设置、人才配备、教学内容等等。

1951年，广西革命大学成立了农林、工程、教育、财经等四个专修科。北上取经归来的席玉聚任财经专修科副主任兼高级会计一班班主任。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内，财经专修科为广西培养了800多名会计统计人才。

1953年，广西革命大学解散，席玉聚被分配到广西省财政厅经建科，任工业企业财务组副组长，开启了另一段旅程。

为新制度奠基（1953—1958）

调任财政厅以后，席玉聚发现，当时会计人员的专业基础十分薄弱，甚至连财政厅的很多职员都不懂会计知识。

1953年10月，中南财政管理局召开企业财务会议，一是交流会计工作经验，第二个就是要求各地布置财务收支计划。了解基层财务人员会计专业素质的席玉聚深知，要想各地完成财务收支计划的编写，必须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养。

回到广西后，财政厅听取了席玉聚等参会人员的建议，决定在下达任务以前，先召集各县的企财组长进行学习，专门为他们讲解财务收支计划的编制问题。广西省财政厅希望以这些企业的财务基层领导为突破点，展开财务收支计划的编制工作。

但最后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一番培训过后，100多家厂矿企业里最后交上来的财政收支计划却只有十几份。

1954年初，财政部颁发了统一工业会计制度。在下发这个制度时，席玉聚考虑到当时企业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还特意在文件后面做了一定的注释，比如说，什么是固定资产折旧、什么是代替账户的运用，以及成本计算等等。

但最后的结果和前面提到的财政收支计划一样——由于基层财务人员的会计基础非常薄弱，新会计制度的推行举步维艰。

“我们先去了工业比较集中的梧州地区，又到玉林地区检查了三四个县。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工厂，已经按照新制度，基本上把账改了，但科目的运用，还是有一些错误。”席玉聚回忆道，“这还算好的，下面的一些小厂矿干脆就没有实行。其实这也并不能怪基层财务人员不努力，很多小厂的财务人员就两个人，一个会计，一个出纳。有的干脆只有一个会计，出纳还是厂长兼的。”

了解完情况后，席玉聚向上级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提出两个建议：第一，财务人员专业素质提不上去，新制度根本无法贯彻，因此要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养；第二，设计一个简易版的会计制度，供小企业使用。

后来，财政部很快就接纳了两条意见，先是出台了一个简易工业会计制度，便于县级厂矿使用。随后，广西省财政厅也开始了对基层财务人员的培训。

经过几期培训班的努力，1956年，席玉聚再去基层了解情况的时候，形势就已经有很大的改观了。不管是大厂矿还是小厂矿，都按统一制度建立了会计科目，进行会计核算。

正当全国的会计事业蒸蒸向上的时候，一场政治运动却打断了这个进程——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了。

涉险度过两次政治运动（1958—1978）

现在回想起大跃进运动对于全国经济民生的破坏，席玉聚依然痛心疾首。

“当时，全国各地流行‘放卫星’、虚报产量。我们广西有一个地方汇报说，一亩地一年能产50万斤稻谷。”席玉聚回忆道，“老百姓有个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党中央”。大跃进运动给会计制度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时会计核算被看成是右倾保守主义，激进的人们认为会计核算阻碍了经济发展。

“当时人们就说，你们这些财务人员搞什么会计报表，核算什么成本？根本就是保守派。”席玉聚说到这些时，仍然有些激动，“当时，整个会计系统都乱了，尤其是这些账，全被人们给烧了。”

1961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随后，1962年5月，财政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席玉聚清楚的记得，在这次会议上，说起大跃进运动对会计核算制度的破坏时，很多人放声大哭。

会后，席玉聚回到广西着手恢复会计制度。到1963年，席玉聚再到基层去检查的时候，多数企业的会计制度基本都恢复了。但是可以看出来，大跃进对于会计制度的破坏是长期性的。

“首先，好多会计人员都调离工作岗位了。在大跃进期间，一些有经验的老会计下放的下放，调离的调离，新手又完全接不上班，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普遍。”席玉聚总结道，“第二个问题，在大跃进期间，一切以公社为主，把财产的管理完全打乱了，使财政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据席玉聚和其他财政厅同事统计，在大跃进之前，广西全区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2个多亿，经过大跃进的破坏之后，骤降到1个多亿。

大跃进之后，为了快速恢复被运动破坏的会计制度，解决会计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广西省财政厅决定首先从人才培训抓起。1963年，广西财政厅决定成立财经学校，要求各单位踊跃贡献人才。出于对教师这份工作的向往，席玉聚报名参加了财经学校的建设工作。也正是这一年，财经学校招收了第一届学生。

招生之后，就涉及到财经学校的定位问题了。当时财经学校的一位老干部原来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村教师，懂教育，他提出，要办就办专科学校，要向财政部和教育部打报告，要求成立财政大专学校。但教育部可能考虑到财经学校的师资力量还不够雄厚，批准成立的是财政中专学校，主要招生对象设定为高考落榜生。

学校定位问题解决以后，又面临着学生使用哪种教材的问题。当时财政部分配来了一批中专教材，但是席玉聚觉得中专教材太简单，对于高中毕业生来说，这些教材“喂不饱”。

于是席玉聚向财政厅申请，财经学校要用大专的教材。后来，财政厅批准了席玉聚这一申请，并派遣他去北京一些大专院校学习先进办学经验。

席玉聚北上学习之行的第一站是中央财经学院。席玉聚到那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咨询人家用什么教材。中央财经学院给席玉聚推荐了阎金锷教授编写的工业会计核算教材，说那是按苏联核算内容编写的，比较标准。为此，席玉聚又找到阎教授本人，当面向他请教教材编写，知识重点。

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到北京“求学”成了席玉聚每年暑假固定的事项，在这段时间里，席玉聚更为深入地了解了会计教学的精髓。

回想刚开始建校的时候，席玉聚最深印象就是忙。“开始我主讲会计原理、工业会计两门课。后来又开设了企业财务课，老师不够，我就又顶上去讲课。再后来，又开设了经济分析课，还是没有老师，于是我又顶上去。反正就是哪里缺人了，我就顶上去。”

由于当年救济署会计主任摔账本痛批学生学艺不精的情形给席玉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席玉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观点，就是培养学生要尤其注重专业素质培养。

“其实，除了在当年曾经目睹救济署主任摔账本，后来我也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一件事情。”席玉聚回忆道，“我还在企财处做副组长的时候，组里来了一位中南财大的毕业生。后来叫他审报表的时候，我发现他根本不会。不会审你说嘛，他不，他乱填。后来我就去批评他。我说，你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就没有学会计报表、结构、分析、审批？他说，没有。我说，你懂不懂？他说，哎呀，我这个还不懂啊？我大学本科毕业。后来他就有点恼火了。后来我就感觉到，出现这种状况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出了问题。”

为了加强学生的专业素质教育，席玉聚采取了两种办法：一个是在课堂教学方面，让老师们尽量由浅入深，通俗易懂，让学生掌握真实工作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每一年都要把学生“下放”到企业，从事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实务工作。

后来的结果也证明，这两种方法对于学生专业素养的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财经学校的毕业生也成为了各大企业争抢的对象。

可是就在财经学校按部就班地发展专业教育时，另一场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又爆发了。由于席玉聚是教务科长，平时跟学生接触最多，所以等学生造反的时候，也是受牵连最严重的。

“学生造反以后，就给我戴高帽，拉到台上批斗。其实当时批斗的理由都是瞎编的，有些事情本来是好事，却硬被说成是坏事。比如，有一个学生得了个肝癌，由于家里穷困，没有钱来治病。我就专门跑去找财政厅，说这个学生家里很困难，他的医药费一定要替他解决。后来因为不符合规定，没有批下来。结果，最后在造反派学生的口中，这件事却变成了，说我不让财政厅给钱替学生治病，说我残害贫下中农。”时隔多年，席玉聚回想起这些来还颇感到委屈。

幸运的是，当时的财政厅厅长和人事处长非常体恤下属，亲自到学校为受迫害的老师平反。当时他们两个亲自住到学生宿舍里面和造反的学生做工作，一直住了一个多月，才为席玉聚等四个老师平了反。“我十分感谢他们俩。”席玉聚动情地说，“是他们让我非常幸运地躲过了那场浩劫”。

为学生和学校再出一把力（1979—1984）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席玉聚也开始参与学校的恢复、整顿。

1979年，财政部在烟台召开全国财政教材、科研座谈会，席玉聚被指定为中等财政学校教材编写组的副组长。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席玉聚主要的精力全放在了教材的编写上。为了教材能够早日出版，席玉聚不停地奔波在教材编写组和财政部之间。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了除西藏、新疆、黑龙江等之外的所有省市区。

在编写教材的同时，有着副教授职称的席玉聚还被多个单位和地区聘为中级会计师职称评委会委员。可以说，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一直到后来退休，教材编写和职称评审这两项工作几乎占去了他全部的时间。

不过，在1984年，席玉聚还是在百忙之中完成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也解开了自己多年的心结。其中一件事就是，在席玉聚的不懈努力下，财经学校成功由中专升为大专。

1984年，席玉聚北上财政部开会。在这次会议上，席玉聚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当时的财政部教育处长和我说，在欧洲、美国这些西方国家里，公务员的学历起点是大专，但现在我们的财政干部，要不就是本科毕业，要不就是中专毕业，缺乏大专这个过渡层次，因此，以后我们要加强大专这一层次人才的培养。”一直想把财经学校办成大专的席玉聚敏锐地发觉，这是一个实现自己愿望的良机，对方甚至直接和他说，“你回去就和你们省里汇报，就说要成立财经大专。”

满怀欣喜的席玉聚马不停蹄地赶回省里，开始申请，但是财政厅人事处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财经中专是财政系统投资建立的，而等财经中专升成大专以后，学校的财产物资就都归教育系统了，人事处说，这不行。正当席玉聚一筹莫展时，参加财政部全国财政会议的刘鸣山（音）厅长回来了，他传达了上面鼓励财经中专升财经大专的精神。有了组织的支持，席玉聚感觉心里便踏实了，他不停地在教育厅和财政厅之间沟通、协调学校省级的事宜。

1984年，财经学校成功完成由中专向大专的升级。

而就在同一年，席玉聚又解开了自己另外一个心结。时间拨回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天，财经学校六三届和后面三届的毕业生到教育部去造反，说受到财经学校的迫害。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高中生，但是从财经学校毕业后却只获得了一张中专文凭。为此，席玉聚还在这些学生面前做了一个检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人的学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而这件事也成为席玉聚的一个心结。

1984年，席玉聚找到教育厅，他拿出当时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来，和教育厅的人说，这些教学大纲和教材都是按照大专学历设置的，所以他们受的也全是大专教育，应该为他们解决大专学历的问题。后来席玉聚又利用自己这些年积攒下的人脉关系，成功地为最初的几届毕业生解决了大专学历的问题。看到这些财经学校的毕业生们学历问题得到解决后，个个都如虎添翼，席玉聚心里甚是欣慰。

1984年，席玉聚62岁，向组织提出了离休的请求。

两年后的1986年，组织正式批准席玉聚离休。而在前一年，席玉聚获得了教授职称。

在采访的最后，席玉聚说到对现在青年学生的期望。

席玉聚直言，现在的学生学习条件比以前好了不止千万倍，但是学习风气却远不及当初。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读旧大学的时候，我们都是抢图书馆座位。现在的图书馆冬暖夏凉，但是学生们却都不爱去了。”退休后的席玉聚住在学校，不时地还会去教学区转一转，当看到空荡荡的图书馆时，他心里不禁五味杂陈。

席玉聚不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学生不再像以前一样甘于清苦、勤于钻研，但他知道，要想改变这些，还是得从学校教育抓起。“我还是坚持我的理解，要办大学，必须要从教育质量抓起。你培养的学生就是你的产品，而你的产品必须要合格，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社会各界的殷切期待。”席玉聚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管是哪行哪业，想要把事情做好，都需要付出很多的心血、精力和时间。会计这行也如此，这不是一份努力了马上立竿见影取得成就的职业，任何职业也都不是这样的，想要取得成功，获得行业内的更多知识，还是要沉下心来，努力，才能在行业内有所建树。

来源：中国会计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