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年 中国国际会计的先行者

我们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和一些在国外工作机构的人聊天时，他们经常会中英文混说，但你能想到这件事同时也发生在一位85岁老人身上吗？从简单的“It's a easy”到“program management”这样的专业词汇，很自然的从他嘴里发出来。感觉就像母语一般纯熟。

原来，王松年的英文得益于他的大学教育。1947年，17岁的少年考取了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国立上海商学院。学校里用的教材全部是英文，教授的也是西方会计。英语和会计的结合，使日后王松年选择国际会计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也没有辜负这份令很多同辈人望尘莫及的语言优势，在国际会计领域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奋耕耘，为师，桃李满天下；为学，硕果累累。

幸运的“会计初体验”

王松年1930年出生于一个很普通的平民家庭。他的父亲由于很小就父母双亡，8岁就从老家绍兴来到上海学做生意。凭着自己的努力，父亲后来在一家私营企业做到了经理的位置。他遗憾自己没有读书的机会，所以尽管生活艰难，仍尽可能支持孩子们读书。

1947年，17岁的王松年参加高考。在考取国立上海商学院的同时，他还考取了上海沪江大学、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王松年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他最终选择了国立上海商学院。

“我们家几个孩子都很努力。我们首先就是要尽可能减少家里的负担。所以希望考国立学校，可以不要学费，还有生活费。上商学院是为了容易找工作。当时我们也没有伟大的理想，首先要吃饭。那时候我妈妈身体还很差。”

进了学校，王松年才发现这个大学可不简单。老师们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包括当时在会计界已经很知名的娄尔行先生。学校用的教材，除了语文和三民主义，都是英文的，内容则是纯正的西方会计，而不是当时国内老式的收付记账法会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教学方面有所变化，但也没有一下子全变过来。大学四年的学习，为王松年日后从事国际会计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和专业基础。

1951年，王松年大学毕业，很幸运地留在了母校。

“讲起来，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青年团员，我是书呆子。我留下来，是因为我成绩比较好，学校也需要一个学习好的人。

大学毕业第二年，王松年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工业会计方向的研究生。当时学的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会计。这和他大学学的西方会计显然不太一样。

“It's a easy。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加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里面，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鉴于在大学期间对西方会计的了解，他认为，苏联的那套会计，其实是从德国引进的。但是，当时读书的时候他并不敢公开这么说。

“当时是一边倒的，美国的都是资本主义，苏联是社会主义，西方的要批判的，苏联的东西绝对是正确的。你讲苏联一句不好，就是犯法。在这种政治形势当中，我们怎么敢讲，谁讲就要批判他。现在都要讲利润，很正常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会计当中，它首先讲一切要听国家的统一计划，所以它分得很细，一个萝卜一个坑。”

1955年，王松年从人大研究生毕业，回到了上财。他很幸运地赶上了周恩来总理正在主管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次年，王松年就被评为讲师。

“这一辈人当中，我是第一批评上讲师的。那时评讲师是挺不容易的，不像现在。以后就没有这个好事了。再评教授，已经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被荒废的“黄金时代”

建国初期的上海财经学院，会计教学科研从全国来说，都是非常先进的。上财把苏联的一套东西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出了一套教材，就是由娄尔行主编，上海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1958年陆续出版的《工业会计核算》，当时被成为“三分册”，在会计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会计学泰斗杨纪琬主编的《中国现代会计手册》高度评价这套书，“是在学习苏联会计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践的中国化教材，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从人大学成归来的王松年，也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但这种“激情燃烧的岁月”并没有持续多久，1958年受运动影响，上财关门，教师队伍四分五裂，王松年“流落”到了社科院。

“一方面也教教书，但主要工作是管学生。我做班主任，会计学生都是我一个人管。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农村去，到工厂去。”

1961年，王松年再次面临“分配”。他没有能回去新成立的上财，而是“受到重用”，被分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政治研究室，搞政治的，和会计全不搭界。”

文革开始后，王松年也受到组织审查。“第一，我没有家庭问题，第二，我本身听党的话，没有讲过反动话。但是，从此我学到一点，就是讲话要小心，就是通常讲的，要夹紧尾巴做人。不应该我讲的话不去讲，就算有不同的看法，也尽可能少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王松年的研究方向也受此影响。“所以我搞什么呢？搞国际的东西，矛盾少，而且，我外文可以，我就利用我的优势。”

1978年，48岁的王松年回到了上财。距离1958年关门，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一个学者的“黄金时代”就这样被荒废了。

“大器晚成”的国际会计大家

1978年上海财经学院复校后，和国外合作办班的事业开始起步。1981年3月，为方便国际合作联系，上财设立上海国际经济管理学院。1982年4月，在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内设立培训中心，王松年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兼管外事组和语言培训等工作。

培训中心负责的培训项目中，最重要的是世界银行在国内办的贷款项目培训。

“世界银行贷款给你，都是要收回的。那时因为我们中国大量需要世行贷款，所以你要培训，要让很多人懂。培训有两种班，一个是高级班，到美国华盛顿特区去学习，就是到世界银行本部去学习；第二个是中级班，是相当于处一级的，这个是我管。”

1984年，王松年成为上海财经学院的副校长，分管教学和外事。“教学从夜大学管起，一直到博士生，都是我管的；所有外事的都是我管的。”

从1984年到1991年担任上海财大副校长（注：1985年，上海财经学院更名为上海财经大学）的这段岁月，王松年无论是在会计教学方面，还是在科研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1987年8月，我国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系统阐述我国会计审计的历史、现状、制度、理论和展望的学术专著《Accounting and audi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文译名：《中国的会计和审计》）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的中方主编是娄尔行和王松年。他还参与撰写了《中国预算会计》（英文稿）的论文，于1990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

鉴于国际会计人才缺乏的现状，1989年，由王松年主导，上海财大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联合开办国际会计班。

“学生前两年在外国语大学学习，后面两年到上财。所有外语课都用外国人教，专业课全部都是我们上财上。第一年教会计，教材都是英文版的。学生买不起教材，我就用亚洲基金会提供的旧书。全部上课都要讲英文。教师也都是我定的，包括汤云为、张为国等。”

1991年，王松年退休，和上外的合作办学也由于种种原因而终止。尽管只是短短的几年合作办学，但却为业界培养了不少既懂外语又懂会计的双料人才，而这种合作办学的尝试也为我国的会计人才培养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

在上海财大期间，王松年曾经多次出国，对于国外会计的实践和理论颇有研究。

1978年，刚刚回到上海财大，王松年就被教育部派往斯洛文尼亚（前南斯拉夫的一个加盟共和国，1991年6月25日获得独立）。由于出色的英文，王松年被介绍到联合国下属的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Enterprises。在这个机构里，王松年接触到了大量的英文资料，也得到了很多到参观其他国家的机会。

这次的出国经历，使王松年对南斯拉夫的会计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南斯拉夫有一个优点，就是讲经济理论。我们在国内念书的时候，是讲马克思主义，是工人创造劳动，其他人，包括知识分子都靠边站，你是吃人家的。但南斯拉夫讲，劳动是相互交换的，你工人的小孩要进小学吧，那小学老师的劳动就同你工人的劳动相互交换。就是说，工人创造价值，知识分子也创造价值。”

南斯拉夫的经济理论让王松年“很开窍”。他经过深入研究，发表了多篇关于南斯拉夫会计，以及评价南斯拉夫基层组织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的论文。这是中国学术界对于南斯拉夫会计的首次系统论述。

1991年，退休后的王松年来到了美国，担任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商学院的客座教授，讲授会计学和国际会计。“我觉得这一年多的时间收获不小，但是就是年龄大一点，精力也不够了。如果年纪轻一点，回来对国家的贡献可能更大。”

为人师表的“老实人”

王松年1959年入党。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对政治无感的人。他不是没有从政的机会。1961年，31岁的王松年被分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松年差点被调去做人民日报驻外记者。“当时通过组织部已经正式任命下来了。我后来没有去。我想我是搞会计的，不是记者出身。那时四人帮还当权，这么做风险是很大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又要调王松年到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我讲我不搞这个，因为政府部门我待过了。我不是这个料。我想我还是吃本科、研究生会计的这个饭。我也有兴趣。我不要求去做什么官，有教师做就好了。”

他认定自己只是个教书的料，在教书这件事上就格外投入和认真。

他的学生彭玉龙一直记得一件事：有一晚上王松年临时给硕士研究生代课，一共要讲3个小时，到了最后，学生们看出老师讲课有些艰难。后来才知道，他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没有吃晚饭。那时候，他已经是70岁的高龄。

彭玉龙还记得曾经和恩师一起编写一本国际会计的教材，恩师告诫他：编教材不是写论文，写论文容许犯错误，但教材不允许。教材要求你写出的内容是目前公认的，并且不能有歧义。因为一本教材对学生的影响太大了，特别是对那些辨别能力还有限的本科生而言。

他带博士带了将近20年，但一共只带了30来个博士生。

“我从来没有想扩大招生规模。我一个人一届最多两三个学生。我哪里有精力带那么多学生。有时候给学生看论文，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改。首先大的框架定下来，最后定稿的时候有的学生的论文还是有很多问题，要花很大精力改的。后来我年纪一点点大起来了，精力也更少一点了。所以，我不要那么多学生，太多我就给人家了。”

对于自己85年的人生，王松年的评价很平实低调：“就三个字，普通人，一个普通教师。”

注：本文根据2013年9月23日王松年老师的口述记录整理。初稿成自2015年5月4日，二稿于2016年3月18日。2017年11月18日经王松年老师夫人沈漪蘭女士审核定稿。

来源：中国会计视野